《三国演义》里有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故事——周瑜打黄盖。黄盖诈降，为了让曹操信任，就得吃点苦头，让周瑜当众痛打他一顿。黄盖挨打的时候，皮肉之苦固然不可免，但他心里却没有沮丧和屈辱感，反而会很自豪很兴奋。他知道，他挨的这顿打，很有必要很有用，或者说，是有意义的。
人在遭遇挫折或者痛苦时，会受到两个层次的打击。第一个是挫折痛苦本身带来的，比如疾病的折磨、工作的辛苦、失败的损失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层，那就是因为遭遇挫折痛苦而感到的沮丧、羞耻、失望甚至绝望。这第二层打击往往更沉重、更难以承受。
第一层的打击，无法避免，但如果这个打击对遭遇者来说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就像黄盖挨的那顿打那样，那么，第二层打击就不存在了。这时，人们不但不会感到沮丧、羞耻、绝望，还反而会感到充实、自豪、满足，并且，他会有足够的坚强来面对和战胜挫折痛苦。
你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疲惫至极，但你的工作是为自己的公司成功上市的最后一步。明天，你的公司就将上市，你的个人资产将陡然暴增，这时，你虽然还会感到劳累，但你心中涌动的希望、充实和幸福恐怕要比辛苦多得多。
刚刚为人父母，头几个月里，你经常夜里被婴儿的哭闹吵醒，一夜不知道要起来几次，还要半夜冲奶粉，困倦无比但还要坚持抱着婴儿走来走去。睡眠不足很难受，但看着怀中自己的孩子，你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起来也奇怪啊，辛苦劳累，但却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这就是意义的巨大作用。只要找到了意义，无论什么样的辛苦、痛苦、劳累、折磨都不能压倒你，人的潜力会被极大激发，人生将因此达到新的高度。并且，事后回忆这一切时，相比轻松唾手可得，历经辛劳，会让你感到加倍的幸福和美好。
人类这种动物，对意义的需求，比我们一般以为的要强烈得多。甚至可以说，人类根本就无法忍受无意义。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受到的惩罚——把石头推上山，但石头永远都会在快到山顶时滚下来。让西西弗斯在这种无效又无望——也就是彻底无意义——的劳作中消耗生命，希腊众神认为这是最严厉的惩罚。
曾经有人效仿西西弗斯的传说做过实验，在监狱中迫使一群囚犯挖土坑，然后让他们填上，然后再挖开……如此一直进行下去。囚犯们的情绪很快就失控了。他们宁可去干其他更累但有用的活儿，也不愿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如果一直强迫囚犯这样做，他们会发疯。
实际上，这种惩罚是如此之可怕，以至于最残酷的苦役营里，囚犯干的活儿，尽管非常繁重，足以把人累死，但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用处、有一些意义，比如建造工程、道路、开掘矿产、开垦荒地等等。监狱不会让囚犯去做“西西弗斯式”的劳作。监狱管理者们本能地意识到，那样折磨囚犯太严厉了，还不如直接处死他们。那样的监狱也是无法管理的。
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正是建立在对人类这种深层心理的把握和揭示之上。弗洛伊德、阿德勒、弗兰克尔这三代维也纳心理学派相比较，核心区别在于对人生最基本的认识。弗洛伊德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快乐。阿德勒认为人生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弗兰克尔则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发现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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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人来说，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尤其是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对动物来说，行动由本能支配。他们的生命不需要意义。对前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行动由传统和所属的等级决定，社会已经“分配”给了人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只要接受就好。
到了现代社会，物质空前丰富，人们无须再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个人也空前自由，不再受等级、传统、家族、习俗禁忌等等的束缚。这当然非常好，但发现、追求人生意义的重担也因此落到了个人肩上。这个负担可并不轻松。
这个负担是如此之重，以至于观察周围人你会看到，不少人不堪其重，只好逃避。他们基本还是按照前现代社会的方式在生活。他们并不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是把选择的权力——和压力——交给了家庭、单位、领导等其他人。同时，这些人往往也形成了怨天尤人、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其他人的心理特质。
如果他们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反而会接着患上“现代病”。这种病的症状是：感到生活很空虚，很无聊，心烦意乱，可又说不出烦的具体是什么事情。原来的设想是：有钱了、有权了，生活就会一直幸福快乐。现在钱有了权有了，但生活却并没有变得幸福快乐，反而变得无聊烦闷。而且，既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那么，更多的快乐、权力、财富显然不能缓解症状。
正如弗兰克尔指出的那样，人生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在追求快乐，也不是像阿德勒所说的那样是在追求权力和财富，这些是人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如果没有那个其他目标，仅仅拥有快乐、权力、财富并不能让人感到充实和满足。
这和我们的个人经验也是相一致的。那种彻底的狂欢、玩乐之后，人们往往感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空虚和若有所失。相反，平时持续的工作、为了一个目标坚持的努力、卓有成效的学习等等，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和平静。这正是我们内心深处对意义强烈需求的表现。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年轻时深受弗洛伊德的赏识，后来又成为阿德勒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他看到这两个学派的缺陷以后，就坚决离开了他们另立门户，提出了“意义疗法”。在战前的维也纳，弗兰克尔的新疗法成功地帮助许多陷入抑郁和绝望的人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当时，弗兰克尔自己也不知道，他将用亲身的惨痛经历大大拓展“意义疗法”的适用领域，那就是当人们面对重大的痛苦和人生逆境时，怎样调节自身的心理，怎样面对和战胜痛苦逆境，而不被它们所压倒。
事实上，在被抓进集中营以前，弗兰克尔已经得到了赴美国的签证。他本可以一走了之，在平安中度过下半生，但他不忍把年迈的父母留在越来越险恶的环境中而自己远走异国。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灾难。在这种强烈而可贵的责任感中，正包含了“活出生命的意义”对个人精神的提升力和对高尚人格的塑造力。
同样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但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因为是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掌握很多心理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并且，他在战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意义疗法”的完整理论。在集中营中，他有机会观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囚犯们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环境中的心理反应，看看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意义疗法是否还能适用。
弗兰克尔注意到，那些丧失生活信心、对自己的不幸遭遇耿耿于怀的人会很快死掉。活下来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目标和愿望，他们渴望着熬过集中营的痛苦岁月，能活着出去，或者去见自己心爱的人，或者去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或者有什么其他个人的目标。这样的人，能更坚强地忍受痛苦。
更有一种人，能自觉地发现或者创造痛苦的意义。他们的表现就更加坚强，甚至带有某种乐观和幽默。
有一个宗教感强烈的囚犯，他说自己在进入集中营时，在心中和上帝达成了一个协议，用他在集中营所受的苦难拯救他所爱的人免于痛苦。这样一来，他在集中营中所受的所有苦难就都有了意义。不管他面对什么痛苦折磨，即使是死亡，他也能坦然面对。
由此，弗兰克尔得到了一个重要理论认知。生命的意义，并无普世、通用之说，人们生命的意义各不相同，是高度个人化的体验。你不能指望着一种意义适用于所有人。空泛的说教不可能提供真正的人生意义。
人们必须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社会环境去发现、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都不相同，世界上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生，因此也不存在完全一致的两个人生意义。
这也是正是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和宗教布道、心灵鸡汤的区别所在。弗兰克尔曾说，作为心理医生，他们能做的，并不是直接向病人提供貌似崇高实则虚妄的人生意义，而是帮助他们去发现“自己各自的”人生意义。他们提供的，是眼镜，帮助人们看得更清楚，而不是直接代替人们去看。
一位老先生，和妻子感情非常好，但妻子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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